近年来，在我国农村地区发生了一场婚嫁消费升级运动，由此衍生出“天价彩礼”、买卖婚姻、铺张浪费和因婚致贫等社会后果。
面对居高不下的农村婚嫁消费，本文将围绕农村婚嫁消费的意义供给机制（也就是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与其获得的消费品之间实现均衡的心理机制）这个核心主题，从社会逻辑、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和文化逻辑的视角揭示影响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并解释相关行动者关于婚嫁消费升级的微观行为的主观意义。
整篇文章将试图追问并回答三个问题：第一，相比缓慢的收入增长，为什么快速的婚嫁消费升级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变成了一种社会潮流？第二，相关行动者赋予婚嫁消费的意义供给机制是如何转型的？第三，他们又是如何建构婚嫁消费策略和消费行为的？
现象与问题：居高不下的农村婚嫁消费
2015年2月8日，中央电视台13套《新闻调查》栏目以“彩礼不能承受之重”为题，详细报道了甘肃省陇东农村盛行的高彩礼现象。
2017年2月17日，《中国妇女报》又以“婚姻不是专卖，为何会把闺女明码标价卖？”为题，再次介绍了甘肃省陇东农村的“天价彩礼”现象。
这两则新闻都揭露了一个问题：在当地村民收入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高得离谱的彩礼远远超过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成了许多农村家庭难以迈过去的“坎儿”。原先为了突出中华民族“尚礼”婚嫁传统习俗的彩礼已经远远超出了聘礼原先的真实含义，一些农村的“天价彩礼”现象让“尚礼”的婚姻关系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这不仅给男方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而且衍生出了诸如买卖婚姻、铺张浪费、因婚致贫等社会流弊。
总体而言，在我国农村地区，这些年相比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来说，除了彩礼之外，围绕婚嫁的各项消费都在快速上涨，最终导致婚嫁消费的“总体性涨价”。
婚嫁消费升级：变迁视角的案例描述
甘肃省陇东地区的某村庄，这里是革命老区和国家精准扶贫的地区，至今仍有51户人家没有脱贫。虽说交通还算便利，但十年九旱，全村有七个社，619户，共2901人，人均耕地面积1.7亩，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的状况。与全国其他农村一样，村里大部分青壮年男女外出务工，留守老人主要以种粮为业，2016年人均纯收入为4400元。
每逢嫁娶之时，婚嫁消费总是免不了的，下图记录了该地区2001-2016年男方家庭娶妻的婚嫁消费情况。
图中虽有挂一漏万之嫌，但仍能看出几点：①彩礼上涨太快；②“三大件”由“手表、缝纫机、摩托车”变成“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③婚车由机动三轮车变成小轿车；④烟酒与肉菜价格的上涨体现了婚宴档次的攀升；⑤媒人礼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
此外，亲朋好友的“随礼”也有所变化，亲朋随礼的礼金稍高，友邻随礼的礼金稍低，如下图：
文中的案例是个案村落社区2001-2016年婚嫁消费项目、消费数额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但并非是一个特例，而是反映中国农村婚嫁消费行为全面升级的一个缩影。以个案为基础，探寻导致农村婚嫁的消费项目、消费数额和消费结构全面“升级”的根本原因。
婚嫁消费升级的意义供给机制转型：一个多重逻辑
如今，农村青年婚嫁消费的升级现象已成为一个社会趋势。某种程度而言，改革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深刻影响了农民赋予消费的意义供给机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相关行动者关于婚嫁消费的意义供给机制的转型，是影响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基础原因。而下面四个逻辑（社会逻辑、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和文化逻辑）亦是影响这一变化背后的宏观结构性因素。
1、从阶层认同向阶层分化转型：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社会逻辑
改革前，村落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村籍和出身是村民共有的“社会识别系统”，因此有着高度的阶层认同感。同时，受当时物质匮乏的结构性约束，“崇俭尚礼”是农民表达消费欲望的意义供给机制，主张节俭、以礼为先也因此成为农民关于婚嫁消费的主流意义。村里的老人是“崇俭尚礼”消费的意义供给机制的建构者和传递者，他们坚决主张量入为出、以礼为上，并常常以身示范把婚宴上的“光盘行动”当作节俭消费、不要浪费的好例子来教育青年一代。
改革以来，随着社会转型与人口流动加快，农村青壮年要么外出求学，要么外出务工，老人或小孩成了留守“骨干”。村落“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以村籍和出身为标志的农民“社会识别系统”开始崩溃。外出的青壮年逐渐把城市的消费观念带回农村，一些青壮年快速富裕起来，快速修了新房，娶了媳妇，开上了小汽车，变成了“村庄新富”阶层。这样，社会转型加剧了村落社会的阶层分化，这让一生务农的老人对青年人的消费行为叹为观止。同时，村里的青年农民也开始羡慕村庄新富“大手大脚”的神气，在消费领域的攀比意识随之萌生。
如此，社会转型不断加速村落社会的阶层分化，而这一阶层分化的核心是农民阶层意识的分化。他们不再把村籍或出身作为个人评价的依据、越来越通过消费以显示自己的挣钱能力。青年农民不再把老年农民当作消费的参照群体，转而把新富的村庄能人当成了消费的参照群体。如此，青年农民开始以消费为主要指标去建构新的“社会识别系统”，围绕婚嫁消费的“拼钱比富”之风在村落社会逐渐大行其道。这种攀比消费行为又进一步强化了青年农民对原来的阶层认同意识的弱化，助涨了以消费能力来展示身份和地位变化日益成为青年农民表达消费欲望的主观意义。因此，社会转型导致的农村阶层分化是影响农民关于婚嫁消费的意义供给机制转型、并助长婚嫁消费升级的社会逻辑。
2、从国家让渡向融资保障转型：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政府逻辑
改革以来，国家不仅退出过去对私人消费的话语控制，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政策来鼓励居民进行消费，为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全国兴起扫清了制度障碍。以前，农民的融资方式单一，融资能力弱，主要依靠剩余粮食外卖的收入、打工获得的收入和向他人或银行借贷，而小孩教育、看病、修房和结婚的支出是压在农民身上的“四座大山”。因此，除了日常消费之外，农民首先需要把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小孩教育、看病和修房，对婚嫁则是受到资金限制的。
本世纪以来，国家陆续在农村实行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退耕还林制度、土地补贴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精准扶贫制度。上述制度让农民的融资方式开始变多元，融资能力有了较大提升。小孩教育、看病或养老等均有了保障，开始舍得把大量资金投资于婚嫁这个人生大事了。同时，国家还通过相关优惠政策来鼓励农民货款，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融资能力。
同时，国家对农村婚嫁消费中的“天价彩礼”、铺张浪费、“拼钱比富”等现象采取了视而不管的态度，促使农民不断赋予婚嫁消费新的意义供给机制，影响了农民关于婚嫁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重大变化。因此，国家在农村实行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鼓励居民消费的“让渡”制度，一同促进了农民关于婚嫁消费的意义供给机制的转型，成为助推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政府逻辑。
3、从零散消费品供给向专业消费市场转型：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市场逻辑
以前，农村婚嫁仪式一定要在农民家里操办，有关婚嫁的消费品也分散于不同的市场，东家要花好长时间去准备，并要提前约请媒人、司仪、厨师和唢呐师傅等婚礼中的重要角色，才能让婚礼仪式顺利举行。
近年来，随着职业媒人、“相亲角”、婚庆公司、职业婚礼司仪、婚礼乐队、厨师团队、一次性碗筷和酒店等“新消费工具”在农村兴起，逐渐发展成了围绕婚嫁消费的专业市场。这些以婚嫁消费为对象的专业市场，过度吸引了农民关于婚嫁消费的注意力，加速了农村婚嫁消费的升级过程。
农村地区兴起的围绕婚嫁的专业消费市场，它们集合成一个强大的卖方市场，用各种新式的消费策略来刺激青年农民的婚嫁消费需求，催生了一场又一场模仿城市婚嫁仪式的“新式”婚礼，这样的“新式”婚礼虽以高昂的消费成本为代价，但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却乐此不疲。这些“专业消费市场”诱导了农民婚嫁消费行为的变化，成为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市场逻辑。
4、从礼仪性消费向展示性消费转型：农村婚嫁消费升级的文化逻辑
婚礼被认为是人生历程仪式中的大礼，青年男女的婚姻缔结是通过一套完备的礼仪程序来完成。而婚宴酒席则是婚庆礼仪中最核心的一个消费仪式，它所蕴含的民间仪式的全部意义在于将平日散居四处或各自忙碌的亲朋友邻聚于一堂，借此表达一种集体的宣示，具体到一场婚宴即是表明一对“新人”的顺利完婚。
在过去的村落社会，农民首先看重婚嫁礼仪的神圣性和庄重性，有关消费的欲望受到了节制，围绕婚嫁的消费自然以突出婚嫁礼仪为中心，而有关婚嫁消费的商品因服务于婚嫁礼仪而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农民关于婚嫁消费的意义供给机制遵循的是突出婚礼“礼仪”内容的传统文化逻辑。
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阶层分化加快、社会攀比机制的兴盛与融资保障机制的建设，加剧了农民关于婚嫁消费的欲望建构，把婚嫁礼仪当成了消费对象，通过高档商品来“包装”婚嫁礼仪，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变化。
长期以往，婚宴不再是亲朋友邻相聚的礼仪场合，而成为宾客认识主人财富和地位变化的晴雨表。婚宴上的炫富行为表明，展示性消费的文化逻辑已被现在的农民所广为接受，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关于婚嫁消费升级的深层意义供给机制的转型。
当然，本文暂且探讨了农村婚嫁消费升级话题，关于城市婚嫁消费或者是城乡居民婚嫁消费之间又是什么情况，婚嫁消费升级过程中的城乡差别是否存在也是需要继续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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